劣质煤利用将迎来清洁高效新时代

我国长期维持着国家社会一体化结构，缺乏市民社会与公众参与的传统。

如同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生育表露的是现代人对世俗理性筹划能力的一种极度自信。五、人权、权利与人口治理2004年，中国82宪法新增人权条款，即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

但这并未反映真实的自由权利与人口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表面看，这样一条颇具中国特色，可实际上它仍是西方现代性的表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表达。二是如果说人民是一种精神性事物，那么人口则是人民的肉身，它规定了人民统治的现实性结构：人口—安全—治理。在这个意义上，计划生育所表达的人口控制无疑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但是计划生育只是人口治理的一个侧面，对这一问题相应主管部门其实也早有认识，正如中国1981年成立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3年更名为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如果说人权和基本权利对应的主体是个体，是对个体自由与权益的保护，那么计划生育所对应的不是个体，而是家庭，而是对于家庭伦理与权益的保护。

这种冲突，由于观念上局限于以个体模式思考政治秩序建构，现代世界的多元整合变得无比困难。任何以限制生育自由为据而反对计划生育的抗辩，之所以似乎有理却又无法全然令人信服，就在于它是脱离了这种三元模式的秩序结构的二元化理解。这些案件中，有与环保局复函立场高度一致的，如案例1。

最后，本文对侵权责任认定中应当考虑合规情节的讨论，事实上包含了一个未曾明言的假定，即政府规制和侵权法是同时并存的两大系统——风险时代的当代各国法制现实状况莫不如此。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能证明加害行为符合规范要求，就可初步推定（可被更有力的证据推翻）一般侵权责任的违法性要件甚至过错要件并不成立。[25]这就意味着，至少在现行的侵权法制度下，并不能贯彻受益者补偿所蕴涵的公平要求。在现代大工业社会里，如果坚持过错责任，通常并不具备相关科技知识及相应取证能力的受害人，会因为难以甚至根本不可能证明加害人存在过错而无法得到救济。

[52]东京地判昭39年6月22日，下民集15，第1591页。只是，在这种情形下，因加害行为具有公益性，所以不支持受害人关于停止侵害的请求。

[51]即著名的四日市判决。[24]可溯源于法国学者赛内叶（Saleilles）和约瑟朗德（Josserand）提出风险理论。虽然此规范亦是出于保护他人健康或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而设，也就是说，受规制的行为如果不合规范则通常会发生侵害他人权益的后果，但在复杂社会中，特定行为与特定后果之间往往只存在相当因果关系而非必然因果关系，因而违反行为规范不一定会造成损害他人的结果，符合该行为规范也不一定不会造成损害他人的结果。[25]对此，不少人主张，企业可以通过给产品加价而将其承担的污染赔偿责任分散到其用户头上。

可参见：王利明：论过错推定， 载《民商法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2 0 0 1 年版，第6 2 8 -6 2 9页。[38]例如，Georgetown Law Journal在1999-2000年号上，发表了一组题为Regulatory Compliance As A Defense To Products Liability（合规作为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的专题研讨论文，包括了合规作为侵权责任抗辩理由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方面的代表性意见。与私人之间侵权赔偿责任认定这一私法领域内的法律实践并无干系。[27]理论上对此也有很好的解释，即：不同于一般侵权领域，合规致害的多数情形中，加害行为的危害后果是无法被行为人事先预见因而无法在事先采取措施加以避免的，这一现实不会因行为人注意程度提高而改变，因而根本不可能通过加重行为人的责任而预防这类风险的发生。

案例3[52]东京都地下铁工程进行中，附近居民因噪声提起赔偿诉讼。[3]例如，解亘：论管制规范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可参见，圆谷峻：《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权行为法》，同上注，第68-70页。达到排放要求并非不再对环境造成污染，也并非不承担污染环境赔偿责任的法定理由。

[67]如《环境保护法》第25条：新建工业企业和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应当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设备和工艺，采用经济合理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4.合于其他任意型行政规范的合规致害授权型规范以外的任意型规范允许法律关系参加者自行确定其权利和义务，[65]因为这种自行安排而致害的，一般应后果自负，不会发生以合规为由提出抗辩的问题。而符合行为规范的行为，仍可能造成不符合状态规范的结果。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环保局这一影响深远的法律解释其论证并不严密。[46]关于违法性的判断，过去判词的实际论证也表明，法官们考虑的不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超越法定限度，而是损害是否超出受害者的容忍限度。[55]Monika Hinteregger,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and Ecological Damage in European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70，P73.[56]有关供电的：Schmeer v. Gas Light Co., 1895, 147 N.Y. 529, 42 N.E. 202, 205有关供水的：Green v. Chelsea Waterworks Co.,1894, 70L.T.547. 美国侵权法第三次重述依据这些判例法，明确规定了，制定法授权是异常危险行为严格责任的免责事由之一。

如果认真查看制定法相关条文的话，甚至会发现在一般印象中一律适用无过错责任（危险责任）的高度危险作业领域，具体规定其实也是各各不一的。而且现实生活中的合规加害人并非如通常想象那样总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或跨国企业——有时分散受害人个别而言损失并不严重，但这些损失累计起来的巨额赔偿足以使守法经营、勤恳敬业的小企业主多年诚实劳动付诸流水。

因此，在单纯涉及状态规范时，可以推定合规即意味着不存在损害事实，因而可排除侵权责任。针对日本民法典所规定的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忍受限度论者提出，在过去的公害侵权判例中，法官对加害人的注意义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实际上已经相当于直接采取了无过错责任。

1.遵循指令型行政规范的合规致害本文所谓指令型规范，即一般所谓义务性规范，规范内容为要求行为人必须如何。在环境规制之外的，如食品药品的安全标准是状态规范，生产作业规程则是行为规范。

在应然的层面上，受害人获得救济的需要本身与以何种方式满足这种需要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23]无辜受害人获得救济的需要无论有多么强烈或迫切，也并不足以证明由无辜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正当性。只不过，具体到环境侵权领域，个体的行动自由主要体现为企业应用新技术、制造新产品的自由，而相关权益主要体现为受影响者对清洁安全环境的享有。然而，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不妨在此澄清，本人认为，这两大系统的目的和运作原理不同，故而各有所长——借用胡伯（Peter Huber）对公共风险与私人风险区分，[72]可以说，侵权法适于处理私人风险，而政府规制更适于处理公共风险。[46]野村好弘称之为披着过失外衣的无过错责任。

在《环境保护法》颁布前后我国制定或修订的相关单行环境保护法，如《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订）第90条、《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订）第62条规定、《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订）第85条规定，与《环境保护法》规定一致，对于过错及违法性要件均未作要求。[35](2003)佛中法民一终字第991号。

如下文所示，如果说在前风险社会，合规能否成为法律上有效的抗辩理由还可以视为一个实际应用范围有限的边缘问题的话，当我们已经进入的风险社会，面对风险规制领域里合规致害现象大量涌现的现实，却仍然不能意识到按传统被划入私法学领域的特殊侵权责任的合规抗辩其实反映着按传统应划入公法学领域的风险规制的特殊性的话，就只能说是太缺少现实敏感性了。这也就意味着，本人既不主张以规制法取代侵权法，也不主张以侵权法取代规制法，而是在坚持二者彼此区分的前提下，主张二者应当各行其是、彼此互补而不是彼此妨碍。

从适应现实的角度，这种立场是很容易理解的。吕忠梅主编：《环境法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188页。

符合附条件授权型行政规范的合规行为，典型的如，符合行业许可资格和条件并获得许可的各类营业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当前事态尚不明朗的阶段，坚持基于个案的具体衡量虽然是更加安全不易犯错的立场。引言如果一种违反了相关规定的活动给他人造成损害，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除了少数例外，[1]一般人很少会对此表示惊讶或难以接受。1990年该站与其他单位合作完成的报告表明：AB两厂的排污口及扩散区水质污染严重，使原告渔场受到影响。

虽然侵权法在客观上可以发挥多重作用，因而对于侵权法的目的和功能定位学界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11]可参见，马克.阿伦森：一个公法学人对私有化和外包的回应，载迈克尔·塔格特：《行政法的范围》，金自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9页。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科技发展和相关知识的普及，受害人在相应领域举证能力明显提高，而那些有能力证明加害人过错的受害人并不满足于获得法定限额以内的赔偿。

判决书全文可见于北大法宝数据库。而且，容忍限度论不止在原则上通过坚持在利益平衡中追求公平和正义而为自己提供了正当性，还在不同个案中给予加害行为合规这一情节不同的权重，从而避免了另种极端立场（即凡合规行为均无需承担侵权责任的立场）。